世界各国百年政治史，真正明智、能垂范后世的政治家没有几位，英国首相丘吉尔居之无疑当之无愧。说他明智，不仅仅因为他勋业彪炳，他有比事功更了不起的政治智慧。政治是怎么回事，他比别人看得更明白、更透彻。他的见识，比其他政治人物高明很多。

他是乱世中脱颖而出的英雄。危急关头，需要坚定的领袖力挽狂澜，英国人于是选择了丘吉尔。如果不是二战之初国势阽危大难将至，他未必能出任英国的最高领导。1945年，二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百战成功的丘吉尔立刻被请出唐宁街十号。在他的不朽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里，他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名言：“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

丘吉尔有纯正的贵族血统，受过完整的贵族教育。那个时代英伦的贵族教育，说到底就是政治精英的教育，内外双修，文史兼通。他是哈罗公学的击剑冠军，醉心历史。经典的史籍，从来就是资政之学、向政之学。他既精通时务，又全然贵族教养，是现代民主政治中难得一见的大政治家。不过，他那种高人一等、咄咄逼人、择善固执的派头，在民主政治的官场上是福是祸非常难说。

现代史家一致认为，丘吉尔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英勇卫士。没有他在二战中的殊死抵抗，欧洲的民主版图将完全沦陷，现在的世界政治格局也会完全不同。这一点毫无疑义。有趣的是，史上最伟大的民主卫士对民主的看法却迥异常人，疑虑重重。

丘吉尔有一句名言：除了人类尝试过的其他一切政府形式，民主的确是最坏的政府形式。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换句话说，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如同你说天下所有美女以外，西施是最丑的女人。其实你是说西施是天下第一美女。我们一般在这层意思上欣赏这句名言，欣赏丘吉尔的机智、幽默和文采——英语原文音调铿锵，比中译漂亮多多。

但我们通常忘了丘吉尔的第二层意思：民主并非完美无缺，它只是比其他政治制度好一点。很多问题它解决不了，它自身也有问题。

民主的问题是什么?民主的问题就是选民，就是公众，就是民意。丘吉尔说，你到街上去找一个普通选民聊上五分钟，你就能找到反对民主的最好理由。

最可能出现的状况是：那位选民要么什么都不懂，懵懂无知;要么自以为什么都懂，夸夸其谈。在正常社会里，政治是高深的学问，精微的艺术，复杂的操作。但在大多数选民的眼里，政治很简单，非黑即白。伴君如伴虎，伴民有时尤胜伴君。选民、公众往往很愚蠢、很短视，根本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在哪里。民意沸腾，最终烧伤的常常是民众自己。

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丘吉尔看来，二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那是一场“不需要的战争”。二战所以发生，民主国家公众的愚蠢和政客的软弱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二战回忆录》里，丘吉尔认为，一战结束后，战胜国最大的一件蠢事，是在《凡尔赛和约》里要求德国缴付巨额战争赔款，“其苛狠和愚蠢，竟达到显然不能实现的程度”。这种赔款要求“反映胜利者的愤怒，也反映战胜国的人民根本不知道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战败国能付得起相当于现代战争费用的赔款数额”。

现代战争费用浩大，而战胜国能从战败国那里掠取的财富，远远低于公众的想象。除了一些细软和特殊人才，战胜国几乎无物可取。那些东西的价值，与战争费用相比，连九牛一毛都不到。《凡尔赛和约》开出大约十亿英镑的罚款，德国人根本没钱付，除非经济全面崩溃，回到赤贫。回到赤贫，更没有钱付。

丘吉尔说：“群众始终不了解这种最简单的经济事实，而一心想取得选票的领袖们，又不敢向他们说清楚。报纸和领袖们一样，反映和强调流行的见解。各国当权者没有人能超越或摆脱公众的愚昧之见，向选民宣布这种基本的、无情的事实。即使他们说了，恐怕也没有人相信。”

最后的结果极其荒谬：德国并没有真正执行十亿英镑的战争赔偿，反而由英美两国向德国发放了十亿五千万的贷款。德国迅速走向复兴。但《凡尔赛和约》的巨大耻辱，在德国孕育了强烈的民族仇恨。这种民族仇恨的代表，就是狂热的、邪恶的现代暴力愤青之祖——奥地利下士希特勒。希特勒把全世界拖进了战争。

民主政体的最大优点，大概就在于到了关键时刻，能够找到代表公众真正利益、为公众服务、值得信赖的政治家，比如丘吉尔。他厌恶短视激烈、反复无常的民意。但他爱英国，也爱那些乱七八糟的选民。愿意为他们付出“血水、苦水、泪水、汗水”(blood，toil，tearsandsweat)。

我甚至有点怀疑这段“四水”的演讲半是真诚的表白、半是取悦民心的表演。以他的个性和理智，应该很不喜欢公开煽情。那是非常时期，他知道这个平常不屑为的小伎俩会很管用。他说过，政治绝不是光明磊落的竞技(game)，而是一门诚实的生意(earnestbusiness)。